「傷痕文學」搬上銀幕叫好不叫座 《假如我是真的》當年在港禁映、台灣票房冷淡匆匆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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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真的》是一部1981年上映的台灣電影，由王童執導，譚詠麟、胡冠珍主演。本片榮獲第18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及最佳改編劇本獎，譚詠麟更憑藉此片奪得最佳男主角獎。

《假如我是真的》劇本改編自上海發生的「騙子事件」，由沙葉新、李守成、姚明德三位中國作家創作改編而成。該舞台劇曾在中國各地巡演，場場爆滿，轟動一時。然而，由於內容諷刺特權階級，引起官僚高層不滿，最終遭到禁演。後來，永昇電影公司負責人江日升在香港偶然接觸到劇本，深受感動，遂決定將其改編為電影。

故事背景設定在文革後，主角李小璋為了能夠「上調」，與懷孕的女友結婚，謊稱自己是中共「副總參謀長」李達的兒子。上海市內的高級幹部紛紛爭相迎奉，滿足他的各種要求。然而，謊言最終被揭穿，李小璋從備受禮遇的「首長兒子」瞬間變為階下囚。臨死前，他在牆上留下「假如我是真的」六個血字，影片至此戛然而止，令觀眾不禁對中共特權階級產生深刻反思。

雖然本片深深感動了所有參與演出的演職人員，但票房成績卻不如預期。在台灣上映僅八天便匆匆下檔，僅賺得新台幣四百萬元，總收入未能回收宣傳成本。在香港起初也因英屬香港政府以「影響與鄰近地區關係」為由禁止上映。

兩部大陸「傷痕文學」搬上銀幕 「假如我是真的」即將上映

1981-08-10/民生報/07版/醫藥新聞

【本報記者 汪子錫】永昇電影公司負責人江日昇，去年四月由香港帶回了兩部大陸禁演的「傷痕文學」劇本，動人的故事、情節，使他打定主意，「賣地賣房子」也要拍出來。現在這兩部片子已全部殺青。

在今年多部製片計畫中，江日昇大膽的選擇了兩部大陸青年的舞台原著，沙葉新、李守成、姚明德合寫的「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騙子」)和王靖的「在社會檔案裡」，拍成了兩部「傷痕電影」－「假如我是真的」和「上海社會檔案」。將分別在八、十月先後上映。

投資電影事業，觀眾口味是考慮的第一要素，票房就是影片的營養。獨立製片選取這樣的素材，可稱勇氣十足。

江日昇表示：『投資拍片，當然希望能收回成本，最起碼也不要賠錢。但是，為了這樣一個好本子，冒險一次也是值得的。』

他說：『我自己是台灣人，也不是國民黨，我沒有任何公家津貼拍這兩部片子，我只希望，能確實為中國電影做些貢獻。』

兩部片子，江日昇分別請了王童、王菊金「兩張王牌」分執導筒。

王童，負責「假如我是真的」，曾任「源」、「皇天后土」兩片美術指導，初執導筒，就接到如此特殊的題材。

他說：『因為拍攝「皇天后土」，使我熟悉了許多大陸上的資料，對我在設計籌劃「假」片時，有相當助益。』

這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

『我認為這是一部沒有教條，沒有刻意誇張的諷刺匪區電影。我花費了相當的精神來設計場景及運鏡。』

他表示：『觀眾看了這部片子，覺得可以接受的話，那麼，對片中介紹的那套不適人類的共產制度，產生了厭煩，而可以說，我只是忠實的表現了一個好劇本。』

做了多年「美術指導」的王童說：『我採用一種隱喻的手法，寫實的表現出共產主義下的官僚制度，它廣大的受害者，終將會對「真的」、「假的」的希望，一概粉碎。』

王童衷心的表示：『這部片子，盼望能為中國電影，打開一條新路。』

他的另一個構想，「魏京生事件」，已蒐集好了資料。他說：『只要有足夠經費，跑一趟韓國外景，我隨時可以開拍。』

王菊金呢？這位由實驗電影轉入商業電影的導演，對他的第三部作品「上海社會檔案」，又抱如何的看法？

『我的三部片子，從「六朝怪談」，「地獄天堂」開始，就一直保持我個人的風格。』他羨慕外國人能培育出類似「英格瑪柏格曼」、「楚浮」等的個人風貌電影，和所顯露出的電影文化。

「上海社會檔案」，表現出王菊金怎樣的個人風貌呢？

票房是否也要考慮王菊金說：『我從來不太相信輿論，我覺得，我拍出來的電影，不需要拿出來和人家比較。』

他又說：『我只把這部片子的希望，放在今年公平的金馬獎上面。』

王菊金仍執著他實驗電影的理想，他說：『藉著電影特有的世界性，我試圖把中國文化包裝起來，向外輸出。』

江日昇的大膽，王童的精細，以及王菊金的信念，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觀眾將能回答這些問題！

抗議文學的震撼

不屈服的劇作家沙葉新

-----------上海的「小果戈里」與「假如我是真的」--------------

1981-07-05/聯合報/08版/聯合副刊

【鄭義】中共繼續清算抗議文學及其代表作家，繼中共「解放軍報」之後，在北平出版的「紅旗」雜誌和「時代的報告」季刊，發表文章猛烈抨擊白樺；王若望和沙葉新也受到了圍攻。

在這些被暗示為「叛逆者」的作家中，沙葉新以編寫諷刺劇聞名，年齡最輕，且以「不屈服」轟動大陸文藝界。沙葉新今年只有四十三歲，是大陸作家中新起的一代，也是「醒悟一代」中有思想和膽識的代表人物；他勇於揭露中共官僚特權階級的醜惡，關懷民間疾苦，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就是諷刺官僚特權階級而又受老百姓歡迎的作品。上海的騙子事件沙葉新創作「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騙子」)，是根據上海發生的騙子事件。在一九七九年初，上海崇明島一個農場工人，冒充中共「中央委員」、「副總參謀長」李達的兒子，在上海市騙財騙色；上海市的中共某「部長」、某劇團的「副團長」，某大學「黨委書記」、某文藝單位的「辦公室主任」，都向他迎逢獻媚，小心翼翼侍候這個「有來頭的首長兒子」，他們給他介紹女演員給他做「朋友」，一位過去的資本家也把女兒送上門，希望結交「豪門」作靠山，也有人想透過「副總參謀長」的關係，調動工作或「走後門」解決一些要緊的事。這個騙子的一個「女友」，因為有了「副總長兒子」作靠山，他的哥哥在工廠裡也佔了便宜：「廠裡對這位老兄另眼相看，優禮有加，還準備將他調去當總工程師的秘書」，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騙子的事很快拆穿了，上海市民嘩然，很多人反倒同情騙子，對官僚特權制度非常不滿。胡耀邦施加壓力沙葉新根據真人真事，與李守成、姚明德合編了話劇「假如我是真的」。這齣戲於一九七九年在各地演出後，轟動觀眾，但也引起官僚特權階級的仇視，他們利用職權施加壓力，禁止各地再上演。

一九八○年初，中共召開「劇本創作座談會」，鼓吹「社會效果論」，即文藝創作要注意社會效果。中共官方的「批評家」，在會上清算了「假如我是真的」、「在社會的檔案裡」、「女賊」，指責這些諷刺官僚特權的作品，會造成「不良的社會效果」，使老百姓對中共高級幹部不滿，並因此而懷疑中共的社會制度。

中共前「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座談會」上發表長篇演說，要沙葉新修改劇本，在修改之前不得上演。但是，沙葉新並不向權勢屈服，拒絕修改和「檢討」。從此之後直到今年上半年，上海、北平等地報刊猛烈圍攻沙葉新；上海「文匯報」的一篇文章說，「假如我是真的」，與果戈里的「欽差大臣」相似，作者「展現的整個生活畫面，是那麼陰暗，共產黨的幹部上上下下都在為私利、為特權而奔忙，他們是如此醜惡、如此可憎，和果戈里時代簡直沒有什麼兩樣。」受果戈里的影響果戈里(一八○九至一八五二)，是十九世紀俄國的著名諷剌作家，他的長篇小說「死魂靈」、喜劇「欽差大臣」，在俄國古典文學中具有相當地位，「欽差大臣」描寫了騙子赫列斯達夫被當成「大人物」的喜劇，嘲諷了「有身份的市長、法官、督學、郵政局長、警察局長的貪慾和獻媚；作者透過這些可笑的人物形象，揚露了沙皇時代貴族官僚階層的醜陋一面。」

沙葉新受了果戈里的影響，創作「假如我是真的」，尤其受「欽差大臣」的影響，因此劇中的那些中共幹部，就像沙皇時代那些「權力」，沙葉新是近七十年代末期傑出的諷刺劇作家。在一九七九年，他除了與人合寫「假如我是真的」之外，還創作了「論煙草之有用」、「風波亭的風波」，這些作品全是諷刺官僚特權制度。這三個劇本，使沙葉新贏得了「小果戈里」之稱。醒悟一代的代表這位不屈服的作家，比白樺和王若望還要堅持自己信念的天才諷刺喜劇家，是南京市人，生於一九三九年。一九五六年，他在南京市一間中學唸書時，在「江蘇文藝」月刊發表第一篇習作－－短篇小說「妙計」，但這篇小作品並未顯出他的創作才能。

一九五七年，他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求學，一九六一年畢業後轉入「上海戲劇學院」，在戲劇創作研究班唸書，兩年後在「上海藝術劇院」當編劇。

沙葉新是好學深思的青年，對中共文藝棍子的教條很看不慣，他曾寫評論「審委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諷刺姚文元對西洋古典作曲家德彪西的誤解；後來，姚文元成為中共大官，沙葉新便受到清算迫害，直到一九七八才恢復創作，但一九八○年又停止了創作。

沙葉新生長於乎劇票友之家，從小受傳統戲劇藝術薰陶。他在一九七九年的劃作，表現了他的諷刺喜劇的天才。台灣的片商正把他的「假如我是真的」拍成電影，但願能把他的才華再現給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