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再苦也能撐下去！ 60年前三輪車伕夫妻養活一家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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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物價、房價不斷上漲，年輕人面臨的生活壓力日益沉重。如今，許多上班族的薪水連養活自己都顯得捉襟見肘，更別說承擔養育家庭和小孩的責任。結婚、生子、置產，這些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人生步驟，如今卻成了許多人難以企及的夢想。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讓不少人選擇延後婚育，甚至乾脆過上獨身生活。然而，或許從過去的故事中，我們能找到一些勵志的故事。

1959年，《聯合報》記錄了一對生活在台北市的「三輪車鴛鴦」，他們以三輪車維生，風雨無阻地在中山北路上奔波七年，靠著每天踏三輪車的微薄收入，養活一家十口，在簡陋潮濕的小屋裡，他們依然笑聲不斷。

即便在如此拮据的環境中，他們仍然選擇攜手前行，共同面對生活的艱辛。相比於現代社會對物質條件的重視，這對夫婦的故事顯得格外淳樸且溫暖。

六輪伉儷

仰事府畜甘為牛馬走 並駕齊驅祇羨鴛鴦飛

旋轉乾坤踏破艱難一對陸地仙

1959-01-26/聯合報/04版/

【本報記者:沈遐祺】先生讀過高中，太太讀過初中，結婚後，夫婦倆都去踏三輪車，照樣過著恩愛日子的，在台北市二萬多個踏三輪車的朋友中，只有龔精忠先生和張碧小姐。這一對「三輪車鴛鴦」，迄今志同道合已踏了七年三輪車，踏三輪車的職業，使他倆過著歷久常新的婚姻生活。

現年卅四歲福建籍的龔先生，和廿九歲台北籍的張小姐，民國卅七年五月在台北結婚以後，經過了三年的討論、研究，發現踏三輪車可以維持一家生活，也照樣可以長久維繫家庭間的幸福，於是，在民國四十年，龔先生在新竹離開了警察界的職務以後，卻並沒有以他原有的駕駛汽車的技術去謀生，而於四十一年開始踏三輪車。

七年來，他倆的車班，始終在中山北路一帶，現在他倆的車班，是在中山北路二段水泥公司大樓前面。為了回家方便，他倆從結婚到現在，一直住在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五巷卅號，房子是程下來的，屋高不滿七尺．矮矮的磚牆，屋頂上舖著七零八碎的瓦塊和爛鐵皮，坐在屋裏舉目向頭頂上看去，所看到的不是天花板，而是從覆蓋物的縫隙中透進的微光，所以屋裏不愁沒有充足的光線和新鮮的空氣。但是，泥地卻是溼漉漉的。

就在那溼漉漉的泥地上，劃分著兩間臥室，其中一間臥室還兼廚房。兼廚房的那間，就是龔精忠和張碧夫婦倆的。這一間，他倆新婚時，曾經充作「洞房」，唯一的傢俱是現在一進大門就可以碰到膝部的，他倆已睡了十二年，顯得黃裏帶黑的竹製雙人床，床面并沒有熱什麼，而只有那古銅色的像龔先生臉上一樣的光亮。在左首靠牆的床的盡頭，捲著一床補了好幾個補綻的棉被，另外還有一張僅是坐著不會跌交的長板凳。

然而，這樣的一棟屋子裏，現在卻有他一家十個笑口常開的人。其中一個是他六十二歲的從前也踏三輪車的岳父，一個五十四歲的岳母，一個十二歲已讀國校五年級的妹妹，還有五個則是他倆十二年來的愛的結晶──龔太太在那張最簡陋的竹床上所生產的兩個男孩和三個女孩：長女十歲，次女八歲，三女一歲，長男六歲，次男四歲。雖然如此，龔先生昨天還特別當著他的太太面前對記者強調說：「我希望還要多生幾個男的，越多越好！」龔先生說到這裏，眉飛色舞，壯碩的龔太太坐在一旁也不禁向丈夫回眸一笑！

現在他倆各有三輪車一輛，但是民國四十一年是由龔先生首先開始踏，他踏三輪車的最初二個星期，為了怕遇見熟人「不好意思」，便用斗笠遮著半邊臉兒。二星期以後便除非下雨才戴斗笠了。

他踏了不到一個月，那輛三輪車便被他的太太搶著要「輪流」踏，於是，太太踏上午班，先生踏下午班，每天可以賺到三十來塊錢。不久，龔太太也添購了一輛三輪車。

此後，每天早上六點鐘不到，他倆踏著車一起出門，中午，在車班會齊後一塊兒回家吃午飯，晚上，有時到午夜後的一點鐘，才能會齊一道兒回來，現在，他倆平均每天可以一共賺得五十元到六十元。

但這樣的生活，在這一對夫妻的體味中，卻並不是刻板的。苦中有樂，樂中有苦，正嚐到了「人生苦樂參半」的滋味。白天，汗流浹背，因然不在話下，尤其在刮風下雨的晚上，在十二點鐘以後，本來該在車班聚頭回家了，可是，有一次在一個風雨的晚上，午夜一點多了，街上已行人稀少，龔先生還沒有見太太回到車班裏，心想，莫非出了什麼事兒？正著急的當兒，遠處一個踏三輪車的影子走近了，是他太太。原來，龔太太不願犧牲那天最後一次賺十五塊錢的機會，一咬牙就冒著風雨把一位客人踏送到十華里以外的台北新莊。七年來，還有記不清的次數是在午夜以後踏客人到中和鄉，北投一帶。然而，每當深夜她回到車班一見久候著她的丈夫時，她就嘴不自禁的哼出了少女時代愛唱的一段流行歌曲──「風淒淒，雨淋淋：……誰同我等待到天明……？」當然，只有她的龔先生同她等待到天明了！這種太太對丈夫的「人間最好的語言」，能出之於龔太太，也正說明了夫婦間羅曼蒂克的情調，並不是「非勞工人士一們的專利品。

他倆是如此樂觀，平凡而又耐煩地活著，而更可取的，是他倆對子女的教養，也有一個平平實實的計劃。二女錦雲，現讀中山國校一年級，平均每門功課都有九十多分，長男冬雨和次男冬風龔先生說將來長大「讓他們去做憲兵或警察！」不過他說：「假如有力量，女的讀到初中就可以嫁人，男孩子也讓他出國喝洋水吧！」

此外，龔先生是台灣第一個發起三輪車勞軍的人，民國四十五年中秋節三輪車伕勞軍，他個人獨捐二百五十元而成為在台北中山堂第一個得到獎狀的三輪車伕。他家的牆壁上唯一的掛設，是五塊幾年來勞軍敬軍所得的獎狀，還有幾塊獎狀他因為太忙，根本「懶得去領」。他六歲的小男孩子昨天對記者說：「爸爸說：勞軍不是勞你，不是勞我，是勞前方的──」小孩吃力地學著說下去：「前方的──士──氣──！」

七年來，他倆對於三輪車的乘客有兩點最深的印象：

龔太太說：「大多數的客人，不願給女車伕踏車，第一，他（她）們懷疑女車伕力氣不夠，踏不動；第二，他（她）們怕因為女車伕踏車，而沿路被人注目。

龔先生說：「大多數的女客人，叫三輪車的時候都很急，好像女人的急事比男人多。」這倒又是心理學家可以搜集的資料了。（本報記者：沈遐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