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槍殺竟無罪釋放？ 戒嚴、白色恐怖下的大規模抗暴｜1957年劉自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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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台灣，處於戒嚴時期，民眾的集會結社自由受到極大限制，然而這年卻發生了「524劉自然事件」，大規模的人民走上街頭反美。

1957年3月20日深夜11點，在台灣陽明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工作的劉自然，在美國駐台軍士雷諾的住所前遭雷諾連開兩槍殺害。然而，兩個月後，美國軍事法庭卻以證據不足為由宣判雷諾無罪，引發了台灣民眾對美國的大規模反抗。

雷諾為現行犯，命案發生後警方原本計劃將雷諾移送法辦，但美國憲兵卻以駐台美軍享有「外交豁免權」為由阻止，移交美軍軍事法庭審理。

雷諾聲稱當時在住宅外發現有人窺視他太太洗澡，他取出手槍走到屋外巡視，結果發現劉自然手持棍子向他走來，驚恐之中為了自衛，才向劉自然開槍。但更多的說法是指控雷諾與劉自然涉及黑市交易，疑似報復。

然而1957年5月23日的審判，美方認為雷諾「殺人罪嫌證據不足」，判決無罪，由於美軍讓雷諾快速離開台灣，此舉經由新聞報導引發了台灣民眾驚愕憤慨，劉自然的妻子奧特華更在大使館前抗議。5月24日當天下午，聚集近六千人參與抗議，其中包括成功高中學生和反共救國團成員，他們直接向美國大使館和新聞處抗議，搗毀汽車、撕毀美國國旗，以表達不滿情緒，抗議活動逐漸失控，群眾衝入使館和其他機構，造成嚴重損壞和人員傷亡。政府於此後宣布實施戒嚴和宵禁，「雙重戒嚴」在台灣歷史上極為罕見。

雖然政府最終道歉並賠償，但事件背後卻有意指向政府高層的指使，甚至涉及蔣經國，否則又怎能有這樣高度的動員聚集呢？儘管事件被描述為「抗美反暴」，卻在台灣人民中埋下了強烈的民族主義種子。雖然台灣在國際上需要仰賴美國的支持，但在某種程度上，台灣與美國之間已經形成了一道隱形的界線。這道界線區隔了兩個不同的民族情緒、生存方式以及歷史環境，難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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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士開槍

射殺窺窗人 陽明山發生命案

 

1957-03-22/聯合報/02版/

【中央社訊】

台灣省警務處廿一日就陽明山槍殺案發表公報稱：三月廿日午夜陽明山某機關辦事員劉自然（男，卅三歲，江蘇無錫人）被美軍顧問團雷諾爾軍士開鎗格斃，據雷諾爾稱，當晚深夜在其住宅窗外發現有人窺視，他即步出室外開鎗射擊，不幸擊中劉某要害身死。

本案現由省警務處會同美軍顧問團調查處理中。（後略）

我向社會哭訴

1957-05-24/聯合報/03版/

【劉奧特華】兩個月前，當先夫在陽明山慘遭美軍上士雷諾(ROBERT G． REYNOLDS)殺害以後，這不幸的噩耗所帶給我的悲痛和壓力，幾乎使我失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可是為著孩子，為著先夫的無辜被殺和含冤未伸，我還得打起精神，忍受痛苦，堅強地生活下去。

兩個月來，我天天等待著美國軍事法庭的開庭消息，因為我深信美國是一個講民主和法治的國家，對於一個非法並故意殺害中國人的兇手，決不會因為他是美國籍的軍士而有所包庇，何況鮑文團長在給我的覆信中，也曾保證，絕對會有一個公平的審判，可是結果呢？殺人者竟會宣判無罪。

我不能不指出：在審判的過程中，凡是有利於被告的證人和事實，都一概傳訊和調查；相反的，凡是不利於被告的證人和事實，卻根本不予傳訊，或拒絕調查。像這種「一面倒」的審判，使我怎能不懷疑此事法庭的公正和誠實？難道一個美國軍士便可肆意殺人，而一個中國公民的生命卻就不值一願？

最痛心的，在宣佈兇手無罪的時候，還對先夫的名譽肆意加以誣蔑，在供詞中，他們都一再誣指先夫曾在窗前窺探沐浴，但是根據出事後我國警方的調查，當時浴室中一片乾燥，根本沒有水跡，按一般常理言，沐浴後在短時間內決不可能毫無水跡遺留，其為謊言由此可見！然而美軍法庭對這點卻不加調查，致先夫在不幸被害後還蒙上了一層不白之冤，這是我所痛心欲絕而必須予以抗議的！我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比我更了解先夫的人格和品行，作為一個妻子，我有權利對任何加諸於他的不正當的誣蔑加以駁斥。

誰無父母？誰無丈夫？誰無子女？美軍當局如此不講法理，草菅人命，實在開了一個很惡劣的先例，在台灣的美軍何止數千，如果打死一個劉自然可以宣告無罪，則今後勢必將有第二個第三個以至無數個的劉自然事件出現，我國人的生命和人權可說毫無保障，夫復何言！

我憤慨，我痛哭，我抗議，我控訴，可是我是一個孤苦伶丁的弱女子，我祇有向社會呼籲，向政府請求，請你們伸出援助的手，為先夫伸冤！為國人爭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