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報紙鋅版廣告的沉積記憶（一）：重探與老電影相遇的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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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煒智（自由撰稿人，電影史研究者，亦為編劇、作詞、導演。2018年甫獲頒廣播金鐘獎最佳藝術文化節目主持人獎。）

在2005年的時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把每年的10月27日明定為「世界影音遺產日」(The World Day for Audiovisual Heritage)。這個創立至今不到二十年的「遺產日」，設立的宗旨主要是針對所有錄音、錄影的資料，以「聯合國」的高度，提出呼籲，期盼全球能同步響應。

應該是在創立之後沒幾年，在不經意之間得知這個訊息，那時就對「影音遺產」原文所採用的「heritage」一字，非常有共鳴。

記得當時也在自己才剛剛加入沒多久的社群網頁中寫下自己關於「遺產」的感想，惹來身邊諸多好友各種議論，有的以為我說的是誰誰誰過世之後，把「遺產」留給了某某人，還不住用瓊瑤小說和電影《心有千千結》的情節揶揄我；另外也有幾位，本身在自己所處的領域就是知名的蒐藏大家，一提及「heritage」，整個「文化魂」就燃燒了起來。

他們因為喜愛，進而蒐集，時常賞玩，於是交流，媒體給他們「懷舊達人」的封號，但除了「『懷』舊」，他們以更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爭取和推動，希望能「活化」這些似乎已經消逝，但卻的確曾經留下過什麼的往日情懷。

世界影音遺產日所謂的「影音資料」——包含「音」、包含「影」、包含敘事作品，也包含紀錄片；除此之外，還包含了整個電影及視聽產業衍生出來的整個「整體」。

比方說廣告、文宣，這些既非「影」也非「音」，但又和「影音資料」息息相關的紙本印刷紀錄，同樣承載了滿滿的文化能量。特別當影音資料有所殘漏，甚至缺席的時候，因為這些「其他的」紀錄，我們可以補足它在文明演進歷程中，不可磨滅的存在事實。凡此種種，加總在一起，形成了故事，娓娓訴說著全世界人類的生命、文化與文明。這樣的文化遺產，誠屬無價；它是我們的集體記憶，也同時反映出我們所處社會的多元面貌。

對於台灣的觀眾，在報紙裡由一格格方塊拼起的鋅版電影廣告，是橫跨超過六十年的共同記憶。從1950年代初期一直到21世紀的2000年代，這段記憶，在我成長的歲月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等於是一個資深影迷的養成過程中，最重要的養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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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報紙，看見電影

打從兒時就愛看電影。不但愛坐在電影院裡看著那一道白光從放映室投向大銀幕，也愛和「看電影」有關的一切儀式，排隊購票、等候垂幕徐徐對開、預告片、唱國歌……戲院外牆的大看板、候場大廳的玻璃櫥窗，櫥窗裡的海報、劇照、今日上映、下期上映、近期上映……。

我自然也對報紙上的方塊鋅版廣告情有獨鍾。因為不必出家門，只要打開報紙，那一格一格的方塊，就像打開了一扇門、一扇窗似地，探頭進去，就能窺見那部電影的美好世界，哪怕只是一個角落，也足夠一個小影迷沉醉許久。

還記得上了高中、大學，跟朋友相約看電影的時候，總會徘徊在西門町街頭的便利商店外，店家很好心，會把全版電影廣告直接張貼在柱子上，我們不必為了查核場次時間、上映戲院，鑽到店裡把整絡報紙翻亂，直接張望，看準時間、地點，便可結伴前往。

最開始的全頁報版電影廣告就跟報紙本身一樣，是黑白單色的油墨印刷，雖然單調，但字跡清晰，圖片層次分明，閱讀起來賞心悅目。曾幾何時，單色印刷改為彩色版面，墨色醜怪，整張版花一塊糊一塊，過多的色彩使得如俄羅斯方塊般組合起來的電影廣告版面失去了視覺依歸的重心，連我們這種死忠支持者，也對其興趣缺缺。

究竟是什麼時候它開始逐漸縮小、減少，終至完全不見的，我已不復記憶。是距今三年前？五年前？還是七年前？

但我仍非常感謝，存在於過去約莫七十個年頭的方塊電影廣告，真切保存了太多太多台灣影壇的點點滴滴。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可以查得約六、七十年前某月某日電影上映的情況，可以知道哪一部影史巨作，曾經在哪一家戲院創下什麼偉大的紀錄。

然而，數位時代、網路時代的便利，卻使得我們很可能無法查得六個月、七個月前，或甚至六週、七週前的電影上映訊息。過了的，就是過了；資訊爆炸的年代，留不住的，就是留不住。

誰又能想得到，透過報紙上的方塊電影廣告，我們竟能留住整個時代、整個產業，最美好的足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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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珍貴電影史

欣聞《聯合報》的團隊將在創刊70週年的時間點上，著手整理報版廣告，從一格一格的方塊電影訊息裡淘選珍品，再製成數位藝術（>>>報時光「時光大戲院」電影報版NFT限量開賣）。回首當年，《聯合報》的方塊鋅版電影廣告自創刊後近三年的1954年正式亮相（半版篇幅），一直到1970年的6月30日為止，將近十六年的歲月，紀錄下多少珍貴的影史資料。自此以後由於報社與片商公會方面，因為廣告篇幅、費用等各方面的糾紛，協商未果，自此停刊電影廣告（彼時已是全版篇幅）達數十年之久，直到很後來的後來，才又見它再現報端。

我們從1954年至1970年的這十六年之間留下來的《聯合報》方塊電影廣告，可以清楚看到在台灣地區上映的電影軌跡。好萊塢巨片一部接一部，最新穎的產業科技——如3D立體電影、動向立體身歷聲音響設備、四聲道音響、六聲道音響、70糎弧型銀幕「大電影」、新藝綜合體寬銀幕，又如翡翠七彩、特藝十彩、伊士曼彩色、阿克發彩色等等關於電影色彩的形容詞與專有名詞，羅列其間，一應俱全。

好萊塢電影之外，歐洲電影對於我們現代的觀眾和讀者來說，也是另外一大發現！

在當代往往被貼上「藝術片」標籤的歐洲電影，也曾經襲捲台灣，轟動台北。義大利電影、西德電影（大家別忘了，當時還分東西德）、法國電影，是為大宗，英國電影偶爾也能見到。這些影片能排上像是西門町的萬國戲院、新生戲院，還有圓環商圈的遠東戲院，其中有不少轟動一時的作品即便在現在的電影教科書裡，都不見得談得到，學界可能斥之為「商業片」，評論者也可能認為它們「老派、保守」。但在那個全民看電影、全民看電影的1950、1960年代，這些「商業片」，正是撐起整個產業的重要支柱，我們又怎能輕易將之遺忘，任其蒙塵，任其凋零？

當然，還有日本片。日本片影響台灣甚深，當時進口日片有相應的法規管理，每年配額多少，片商之間如何分配，除此之外，還因為日片利潤相對較高、管理相對較為嚴格，有關當局在「獎勵製作優良國片」時，會拿日片的配額當作獎品，一家製片公司或一家發行公司，每投資多少國片、累積了多少票房成績，就能換算成幾個點數，集滿幾點，就可得到一部日片的進口配額。

1963年，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外交關係緊張，日片配額遲遲未頒定，拖延年餘，以致1964年日片的新片出現空窗，沒想到這個空窗正好又碰上《梁山伯與祝英台》轟動九城，帶動起一連串的效應，直接促成所謂「國片起飛」的客觀環境。一直到1965年4月1日，在外交斡旋和內政商務交涉之後，日片重新開放進口，一瞬之間，影壇局勢再度翻轉，上演到一半的豪華鉅片、林黛主演的《王昭君》，便有第一劇場直接撤檔退出，寧可排映三船敏郎的《大盜賊》，且在報版廣告上刊登道歉啟事，向觀眾以及發行《王昭君》的聯邦影業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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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腳印，看見國片起飛

現存《聯合報》報紙版面，和《中央日報》一樣，原則上以台北版為主（《中央日報》同樣保有早年的重慶版及南京版），報版廣告也以台北一城一地的電影放映紀錄為主，正好也因台灣過去未曾留下完整的電影票房紀錄，僅有台北賣座紀錄數字尚稱明確，可供參考，於是，宣傳資料、票房數字，兩相映照，就算僅僅是以蠡測海、以管窺天，至少在治史、研究的時候，有所依據，還能憑此拿捏得了其中的分寸。

台北市的戲院在1956年6月進行了等級劃分，評審各家戲院的各項設施，包括銀幕、放映機、音響、空調、座椅、裝潢、衛生設施等等，分為甲、乙、丙三級，以便制定票價、便利稅捐徵收。其中，甲級戲院均為專映西片或日片的特等名院，平時主要放映國語片和台語片的戲院，最好也只排上乙級，比如西門町的新世界、美都麗是國片戲院，還有龍山寺前的大觀戲院，則是常映台語片的戲院。

橫跨整個1950年代，我們從報版廣告中可以明確印證以前電影史、文化史最常談及的「國片起飛」歷程。在整個產業結構中，最勢利也最明確的就是金錢、資本的進出往來。一部電影如果賣座不若預期，戲院方會撤片改換其他墊檔作品，除非片商有意苦撐、院方有意力挺，背後想必會有可觀的金流互動。

在這樣的產業背景下，一部國語片或台語片，要想晉身甲級戲院放映，除非是官營片廠的政策支持，否則談何容易！

1959年夏天，邵氏公司出品的彩色宮闈傳奇巨片、李翰祥導演、林黛和趙雷主演的《江山美人》正式擠身西片戲院，在甲級的新生戲院獨家獻映，轟動各界。此後，又有同為邵氏出品、李翰祥導演的彩色古裝片，這次是古典美人樂蒂和趙雷合演的《倩女幽魂》，在1961年1月11日同樣登上新生戲院優先獨家。

再不久，1961年5月11日，又是邵氏公司的彩色巨片——而且這次是彩色闊銀幕「邵氏綜藝體」，外加三聲帶立體聲，陶秦導演、林黛和陳厚合演的時裝歌舞片《千嬌百媚》，在設備更佳、氣勢更壯的遠東戲院隆重獻映。

這一路下來連續幾部邵氏彩色片，為國片打開全新的格局，緊接而來的像是《楊貴妃》、《武則天》、電懋公司的《星星月亮太陽》等等，雖未躋身甲級戲院，而是在乙級戲院放映，整體的聲勢已經逐漸成形。

台灣方面眼見香港蒸蒸日上，當然也盼望能急起直追；彩色闊銀幕是此間技術革新最重要的關鍵重點，資本投入如此巨大，也絕對希望能把內容做好；這樣的刺激，帶來的是製片業者在電影品質上的要求和提升。

1963年《梁祝》在台灣轟動，香港影壇產生連串骨牌效應，導演李翰祥率領大批人馬來台推展全新的製片業務，中影的健康寫實系列、台灣電影製片廠與李翰祥及諸多民間業者的積極合作，使得愈來愈多國片進入甲級戲院放映，也有愈來愈多的甲級戲院業者樂於選映國片。

凡此種種，報版廣告歷歷在目。早年只因政策使然，國片像領取配給施捨似的，勉強擠入甲級戲院，在邵氏的彩色片攻勢之後，來到《梁祝》，一下子開出遠東戲院、西門町的中國戲院兩家甲級院，加上南區的國都戲院（國都戲院原為甲級，因為種種營運上的考量，自願降為乙級），這樣的院線安排，成為日後重要國片發行時的標準模式；之後中影的諸多優秀彩色片、李翰祥國聯公司的傑出作品，無不是由第一流的甲級戲院領軍，後面配上社區戲院，形成聯映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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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報版廣告看見都市紋理

國片之外，更值得談的是台語片；但因篇幅所限，關於台語片與《聯合報》方塊電影廣告的種種我們留到他文再續。文末，想跟讀者們分享一下我自己成長經歷中，報版廣告給我另一樁極大的「啟發」。

在我成長的年代，家裡一開始訂閱《聯合報》，因為沒有方塊電影廣告，有很常一段時間使我對它印象不佳，後來發現同報系中以影劇、體育為主的《民生報》，樂不可支，有很長一段時間家裡同時訂了三份報紙——爸媽讀《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我則專注在《民生報》上。

看方塊電影廣告的樂趣除了在開啟對每一部電影的想像，還有另外一個想像是針現實層面、生活層面的。

我喜歡研究每一個戲院的商標，喜歡細讀下方細細記載的地址，也喜歡觀察當時上映國片一連串拉出的院線。從為首的「龍頭」戲院一路往下看，所以在很小的時候，我就記得台北市有萬國戲院，有大世界戲院，有遠東、中國、今日、新世界、新聲、台北，一路往後延伸，從市區到市郊，再到「台北縣」的各處。

這些戲院的名稱、位置，就像一個又一個的微小支點，協助組構起我對於台北都會區的認知。也大概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知道戲院往往和夜市會連結在一起，每一個重要的商圈必然會有一至兩間戲院，幾乎沒有例外。

透過它們在報端的呈現，透過它們在我腦海裡生成的想像，我的電影夢當中，不知不覺滲進了整座都市的紋理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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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篇：

追溯報紙鋅版廣告的沉積記憶（二）：1951年電影話說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