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聲音記憶與穿梭戲院的電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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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進步，如今的生活型態與十年、二十年前有著極大的差異，不只是外在環境的景物不斷變遷，日常的娛樂與消遣，那些聽過的音樂、看過的電影，包括我們內心所嚮往的風格潮流，還有那些影視的製作方式、媒介載體等也早已不同以往。但是幾十年來，人們休閒的目的從未改變，絕大多數是抒發壓力、追求樂子或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法，這樣的休閒娛樂從往至今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與「人」息息相關。於是，當我們想試著認識一個人，會從那人平常的休閒興趣開始詢問，如果你想要了解一個大時代，觀察一代人的生活樂趣絕對可以有所發現。

2022年4月的文學相對論中，一位是研究大眾文化、鑽研流行音樂學者李明璁，另一位是曾任娛樂線採訪編輯多年的影評作家馬欣，兩位回望自己的過去與娛樂的聯想，用刻寫記憶的文字，引領懷舊一族感受八○年代的娛樂風采，憶起當時聆聽音樂、品味電影的點滴。

文學相對論4月

李明璁VS.馬欣 兩個外星人的地球生存提案二之二

如果說自己關起門來的房間，就是一個遺世獨立的迷你宇宙，那麼隨身聽就是穿梭在銀河星系間的小小太空船……我必須倚賴搖滾樂的日夜接駁，才能好好存活下去……

【2020-04-07/聯合報/D3版/聯合副刊】

耳機星際，永恆漂流的上校

李明璁：

去年是SONY Walkman誕生四十周年。隨身聽，對大世界與小個人在一九八○年代都產生了深遠的革命影響。但SONY高檔貴氣，之於像我這樣的勞工階級小孩，總仍可望不可及。我的人生第一台卡帶隨身聽，是存了整整一年零用錢好不容易才在中華商場二樓買到。一台已在我生命消失無蹤的AIWA（愛華），曾經play過的卡帶們，日夜平撫著苦悶少年不知如何排遣的身心。

每天從士林自家往返台北車站的公車上，隨身聽就像我的一道隱形隨身牆，將自己和滿車子擠死人卻還在背單字的用功同學區隔開來。當他們賣力默記著一個個英文字詞、一步步朝往未來將進的頂尖大學時，我卻只是閉眼聆聽著一首首英文歌曲、一天天預想將要面臨的落榜重考，既恐懼卻又莫名反骨快感。「我們不需要教育，嘿老師你滾開點！」我經常邊走邊跟著Pink Floyd一起唱。

我既是披頭四歌裡的「The fool on the hill」（在山丘上的傻子），坐看日出日落、世事更迭，孑然一身卻自得其所，我也叛逆而平靜地《Across the Universe》，不斷反覆哼唱著「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

如果說自己關起門來的房間，就是一個遺世獨立的迷你宇宙，那麼隨身聽就是穿梭在銀河星系間的小小太空船。而去學校上沒有感覺只為聯考的課，就像是被運到殖民星球跟著集體採礦的奴隸苦役，我必須倚賴搖滾樂的日夜接駁，才能好好存活下去。我開始這麼胡思亂想，長出了某種奇妙的外星人意識。自覺與周遭地球居民有些格格不入，很大程度當然還跟大衛鮑伊有關。

無垠而靜寂的航道上，有著完美的逃逸與絕對的孤獨，這二律悖反的奇妙狀態，讓少年以上成年未滿的我深深陷入。我對《Space Oddity》（太空奇談）裡湯姆上校（Major Tom）永恆漂流的迷戀，簡直快比崇拜真人偶像還強烈。

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整個一九八〇年代的中學記憶，幾乎都是音樂，而且多半是自閉式的聆聽。在那個沒有網路的封閉時代裡，你根本找不到誰跟你一樣來自外星而能相濡以沫。聆聽微弱中帶著強大意志的星際訊號，至少也幸好知道，遠方總有知音如你我。

還有兩張八〇年代的遠方專輯我永難忘懷，一是史密斯樂團（The Smiths）的《Strangeways, Here We Come》。我在低迴的歌聲中，彷彿聽到他們過往憤怒的批判、不平的吶喊，在此淡出成失落、無奈與反思。當搖滾不再陽剛味十足地帶領衝撞，而能陰柔誠實地面對己身怯懦，或許便能撫慰星球角落逝而不去的傷痛。

另一則是新秩序樂團（New Order）的單曲專輯《Blue Monday》。相對於永遠都能標舉嬉皮神話的一九六〇年代，八〇年代的世界局勢卻讓發達資本主義帶著走進一股新保守秩序中。我永遠記得高中時瘋狂喜歡〈Bizarre Love Triangle〉的誇張程度——我會在深夜關燈一片漆黑的房裡裸舞，隨著悠揚電音與沉鬱聲線的詭妙混融，我穿梭在輕盈的忘卻，與沉重的記憶縫隙間。

成年後，我的聆聽觸角不斷延伸，除了搖滾與電音，也在爵士甚至古典樂中，發現了殊途同歸的星際旅伴。在此我無法一一羅列致意，從顧爾德（G. Gould）彈奏的巴哈、到神祕縹緲的印象派如德布西（Debussy）與薩堤（E. Satie）；從孕生「酷派」的邁爾士．戴維斯（Miles Davis）、比爾．艾文斯（Bill Evans），到空靈瀟灑的坂本龍一，等等等。他們輪流從耳機那端飄浮進我的耳朵裡面，灌注一種自在獨處的韻律節奏。

細數這些聲音記憶與其說是懷舊，在串流吃到飽的年代我總不免回想起聆聽的初衷。尤其是因為台北四處擁擠。不只物理意義上的地狹人稠，更是心理上的喧鬧打擾，經常缺乏靜定呼吸的空間。除非，音樂像是一道牆也同時是一扇門，讓你閃躲也帶你逃走。於是在喘不過氣的日常人流中，可能存在一分一秒的心流，得以暫停而空無。

戴上耳機閉上眼，我看見台北成了廢墟、成了鄉野、成了宇宙。那是屬於自己任性的微型宇宙，死而復生的宇宙。

在現實中臥底，在電影中寄生

馬欣：

電影什麼時候對我這麼重要的？或許是從我習慣散場後獨自散步去思考劇情開始，或許是我發現看電影是個非常好的獨處方式，也或許是因電影拍的多是弱者的故事。

奇特的連結是，我對放電影的場域也有了情感的連結，最好它有夢的痕跡。如之前被拆掉的京華城影院，那裡本來就人少，好訂位。這兩年，我常在夜露深重的時候，獨自去了這個球狀體建築物。那裡在晚上還真有幾分廢墟的樣貌，即便它還是身為百貨公司的時候，大而無當的閒置、幾個臨時的兒童遊戲屋的搭建、樓上盡是除了店員外無人的奇幻感，在它還沒熱鬧前就殘妝了，身為一個本來為了熱鬧而設立的地方，它有幾分荒謬，甚至披上都市怪談的感覺。

我在夜半時分出沒其中，亦是一個荒謬的存在，因為它曾是台北少數過了凌晨仍有場次的戲院，有時講課完，就想往那裡鑽，或是在聚餐後，回到那個名義上不是廢墟的廢墟。它一直是廢墟的進行式，而那裡的湯姆熊遊戲場總是響著遊戲機的聲音，乒乓地夾帶著塑膠感的聲音，高亢的機械音、刻意的童音，迴盪在那球體裡，在深夜只有三五人的戲院裡。

我在這個工作人員常比觀眾多的地方度過了大半年觀影日子。常在稿子寫完後，臨時起意去了那裡，在那裡點一碗半涼的滷味吃（那裡人少，東西也容易半溫著，是總歸都是要丟的溫度），看著樓中樓大片的閒置物，彷彿自己置身在市區的盲腸裡。「盲腸」是沒人聞問的象徵，自己待著也心安，大致上是這種感受。

然後就習慣買個靠走道的位置，外套一蓋好，偌大的廳，三兩的人。等燈光一暗，如同進了什麼走道，滑溜地進入電影裡，有如滑進夢裡的儀式。

這也像是我在世新求學時，習慣去的僑興戲院。那裡是學生的聚集地，不同於京華城像個設計錯誤的機器人，它是古樸的戲院，有幾分亂與沒打理，但還留有前一晚夢的痕跡一樣，前後屆學生們都待過那裡作過電影夢。於是那戲院跟它隔壁的租書店，永遠都杵在夢裡似的。走進那裡，氣味就帶你走進時光隧道，跟著破舊的海報，或牆壁上還沒撕乾淨的痕跡，一起進入這個從細節就妥貼的夢裡面。

或許因為這樣，我連帶場域都算在電影裡，所以總有出夢入夢之感，或是散場後，夢仍像霧氣一樣，對我來講久久未散，這也是後來我寫電影文章的原因。我對現實世界是跳格子，卻在電影夢裡面是疊床架屋著，留個夢的尾巴在真實世界裡是很重要的，甚至是種安全感，如同我當年讀卡洛斯寫的《愛麗絲夢遊奇境》的領悟，現實總有破口可以讓夢闖入，如此看現實會有趣一點。

電影結束後，就習慣在生活裡讀人，如同臥底，反正書讀不完、人也讀不完，電影更是一沙一世界。會講故事的導演會留毛線頭，讓你走去各種柳暗花明，或帶你到一謎團，但那謎團煞是迷人，如大衛林區的作品。打破你的已知，顛覆你對各種符號的印象，於是你知道你之前有把握的可能是誤讀；你自信的可能源自於無知，這可有趣了。瞬息萬變的世界，上帝是個發牌手，從來不照人的計算。牌局總預告下一場，你以為重複的人生，是因為不知道自己的潛意識才是張鬼牌。

身為影癡，當然前方有庫柏力克導演在《鬼店》的走廊前方等我，《鬼店》的鬼是人過去的回憶，不斷纏繞，因是自己的黴斑，因此何時變成鏡中那個猙獰人卻不自知。庫柏力克用著影像語言，將過去與自己的關係的對立化，與回憶具體重量給呈現出來，所以「鬼店」之重尾大不掉，自己未來是要被過去吞噬；等待「鬼店」（回憶）的甦醒，還是接受它之所以為你，這是個哲學命題的恐怖片，所以更恐怖。他的《發條橘子》是現代化將靈魂灌以塑化劑的過程；他的《2001太空漫遊》是尼采的永劫回歸。

電影讓正常與瘋狂相生相長。自以為「正常」的常來自瘋狂本身，如此這般的沒有答案的永恆思索；我思故我在。

(後略)